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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后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评注：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译文】
南唐国主畏忌赵匡胤的威名，因当时他还在后周供职，就对后周国主使用反间计。南唐派遣一名使者送信给赵匡胤，赠给他白金三千两。赵匡胤把这些白金全部送交到了国库，于是，南唐的反间计没有得逞。
后周世宗柴荣派遣阁门使曹彬去赐给吴越兵器，事情办完之后，曹彬急忙返回朝廷，没有接受吴越王赠送的礼物。吴越人又坐轻舟追上了曹彬，把礼物交给他，曹彬推辞了三、四次，才说道：“我再不接受，就是窃取个人的名声了。”于是接受了对方的全部礼物，回来后又全部献给了世宗，后来奉世宗的命令，才拜受了。到家后他把礼物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家里一点也没有留。
拒高丽僧焚西夏书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赍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夷虏得以为词；若受而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己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今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书谕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吕］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边批：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虏悔过，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罢庠知扬州，(边批：羞刹!)而仲淹不问。
【译文】
北宋元-年间，有高丽僧人寿介来朝，其文告书上称：“临出发的时日，国母令我携带金塔两座前来给太后和皇帝祝寿。”当时苏轼（号东坡）正为杭州知州，他见过文告后，向皇帝密奏说：“高丽僧人此来是随便、简率而不合礼制的。假若朝廷对此受而不报，或者报之过轻，则夷虏便可以得到有怨恨的借口；假若受而厚报，我们则是以重礼回报其无礼的馈赠了。我已经命令具体办事人员把他的文告退还了，并对他说：‘我国朝廷的法制是清正严明的，守臣不敢擅自向上奏闻。”我料定此僧必定不会就此罢休，必定还会说是其国派他来献寿的，现在如果不向上禀奏这件事，他归国后将会对此获罪不轻。我想在此僧的文告后面判决道：‘我们州府没有接到朝廷的旨意，你们国家又没有正式的文件发来，很难商议投文进奏之事，请执其文告，归国照会。’这样处理，只是我自作主张、自行处断的，并非朝廷拒绝其国的献寿之事，这样似乎相当稳便。”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兼延州知州，并与韩琦专管对西夏的战事，他向西夏主赵元昊发出公文，告诉他彼此相互敌对的利害，元昊回文，言辞傲慢。范仲淹把其回书的内容向上一一奏报，却把回书焚烧，不让皇上阅看。
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告诉宋庠等人说：“为人臣的没有外交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怎么敢如此做！”宋庠料想吕夷简确实深恶范公，就说：“范仲淹可当斩首。”范仲淹禀奏道：“臣当初听说胡虏悔过，所以发文书诱导他。这时恰巧任福兵败，胡虏声势益发振奋，所以元昊的回书言辞傲慢，臣以为把元昊回书让朝廷看过后不能对其讨伐，则会使朝廷受辱，所以我让下属把它焚烧了，假如朝廷从来没有听闻其书，则受辱的只在臣一人矣。”杜衍当时是枢密副使，他对范仲淹此事争取甚力，于是，皇上把宋庠贬到杨州做知州，而对范仲淹不再问罪。
张方平
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使。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