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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