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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提诺在多塞特郡的这幢小屋子离鲁尔沃斯海湾不远,这是他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位老朋友借给他的。房子在陡崖顶上的一处小山谷里,从房子往海滩去的路被锈迹斑斑的带刺铁丝网给封住了。那里原来还有小心地雷的标识,可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地雷了。玛尔提诺刚刚搬来这里的时候,房东就在乡村俱乐部里跟他讲过这一点。在道格・门罗跟艾森豪威尔在海耶斯酒店公寓会晤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沿着海岸线一边散步,一边不时地捡起石头朝扑上沙滩的浪头掷去。

哈里・玛尔提诺四十四岁,中等身材,肩膀很宽。他穿着一件老旧的伞兵迷彩服以抵御寒冷。他的脸苍白得很,仿佛永远晒不黑,下巴很窄,眼睛一片深邃,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他总是在自言自语,嘴角还会挂着一丝略带嘲讽的笑意。看起来,这个人对生活早已失望无比。

这是他出院的第三个月,情况已有所好转。只要不过度活动,他的胸就不会再疼。可他仍有严重的失眠,晚上几乎没法睡觉,一躺上床,大脑就变得活跃。这也不奇怪。奔波了这么多年,他一向都是昼伏夜出,与危险为伍。

医生说得很清楚,对于门罗来说,他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本来可以回到牛津大学的,但这不是个出路。他也不想再捡起一九三九年时编了一半就中断掉的那本书。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了。他虽然没从战争中学到什么,但对这一点还是有所认识,所以他想彻彻底底地隐居起来。多塞特郡的海滨小屋,还可以读读书。他就蛰居在这么一方小天地里。

“你瞧瞧你住的这他妈什么破地方,哈里,”他一边往峭壁上攀爬,一边朝自己发着牢骚,“连你自己都快找不着路了。”

小屋子虽老,起居室却颇为舒适。石板地面上铺着波斯地毯,屋子里有一张餐桌、几把靠背椅;到处都是书,不是码在书架上,就是摞在地上。这些都不是他的。除了几件衣服,屋子里的一切都不是他的。

石壁炉的两边各有一张沙发。他往壁炉的余火里又添了几块木柴,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又倒一杯。他坐下来,从咖啡桌上拿起记事本。本子上写了几行诗,他大声读起来。

“车站午夜阴森一片/你写希望/你能投递给谁”。他把记事本扔回桌子上,苦笑起来。“承认吧,哈里,”他喃喃道,“你实在不是当诗人的料。”

他突然感到倦了。这种疲惫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缺少睡眠让他不堪其扰。他胸口左肺的位置又开始隐隐作痛。这种疼痛把他拉回到了里昂,把他拉回到那命中注定的最后一天。如果那个时候他能再多警醒一点,事情就不会如此。“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或者,说白了就是他的好运气到头了。他不知不觉陷入梦中,往日画面全都无比清晰地回到眼前。

那一天,驻里昂的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旗队长容根・考夫曼换了便装从市政府走出来,钻进一辆雪铁龙汽车的后座。他的司机也是便装。考夫曼每个星期四都要去约会他的情妇,穿成这样才不引人注目。

“不着急,卡尔。”他对司机说。司机是个党卫军中士,已经跟着他两年了。“我们出门有点早,我跟她说的是三点,再说她讨厌搞突然袭击这一套,你也知道。”

“照您的吩咐办,旗队长。”卡尔笑了笑,把车开动了。

考夫曼抖开一份今早从柏林寄过来的报纸,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他们穿过市镇,来到乡下。乡下的风景果然别致,路的两侧都是苹果园,空气中也弥漫着苹果的芳香。有那么一会儿,卡尔发现后面跟了一辆摩托车;而当他们转进一条岔路,往那个叫肖蒙的村子驶去时,那辆摩托车仍在尾随。

于是他说:“后面有辆摩托车,已经跟了一会儿了,旗队长。”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鲁格手枪,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考夫曼转身看了看后车窗,笑道:“你这是怎么了啊,卡尔,他是我们的人。”

骑摩托车的人加速来到汽车旁边挥了挥手。这是个党卫军的战地宪兵,戴着头盔,穿着厚实的制服大衣,胸前挎着MP-40冲锋枪,枪的上方是战地宪兵的护喉牌。这种牌子只有在正式执勤时才能佩戴。宪兵的脸被风镜遮着,看不清是谁。他再次挥了挥带着手套的手。

“他肯定是给我送情报来的。”考夫曼说,“停车。”

卡尔驶到路边,踩下刹车。骑摩托车的人把车停在他们前方支了起来。卡尔钻出汽车:“我们有什么能效劳的吗?”

宪兵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毛瑟半自动手枪,一枪正中卡尔的心脏,把他打得倒向雪铁龙,然后滑倒在地。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宪兵用脚把他的尸体翻过来,又精准地朝眉心补了一枪,然后打开后车门。

考夫曼一向都会佩枪,但眼下他已经脱下大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角落里。他从大衣右侧口袋里摸出鲁格手枪,刚要转过身,那个党卫军一枪击中了他的胳膊。考夫曼赶紧攥紧袖子捂住手臂,血从他的指间淌了出来。

“你是谁?”他狂吼道。那个人扶起防风镜。考夫曼所看到的,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幽深、最冰冷的眼睛。

“我叫玛尔提诺,是英军少校,在特别行动机构效力。”

“原来你就是玛尔提诺,”考夫曼痛苦而狰狞地看着他,“你的德语说得真好,简直无可挑剔。”

“这很正常。我母亲是德国人。”玛尔提诺对他说。

考夫曼说:“我早就想见你一面,只不过不是这种场合而已。”

“我知道你想。我找你也有一阵子了。确切地讲,是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五月,你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还是个少校。你逮捕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叫罗莎・伯恩施泰因。恐怕你已经不记得这个名字了。”

“哪里,我记得很清楚,”考夫曼对他说,“她是犹太人,替社会主义地下组织工作。”

“有人告诉我说,她被你审完之后,都没能活着走到行刑队那里。”

“那不是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刑队。她是在三号室被吊死的。这是标准程序。她是你什么人?”

“我爱她。”玛尔提诺举起手枪。

考夫曼大叫道:“别做蠢事。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可以让你不用死。玛尔提诺,相信我。”

“是吗?”哈里・玛尔提诺一边说,一边朝他眉心开枪。他立刻就没命了。

他把沉重的摩托车扶起来后便开走了。尽管刚刚完成这样的行动,他的心情仍然平静得很。完全没有情绪——完全没有。只是问题在于,这样的行动也无法让罗莎・伯恩施泰因回到人间。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做什么,也没法把她换回来了。

他沿着郊区纵横交织的路开了一个小时,稳稳地一直向西。终于,他拐进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小道两侧高高的草都快挨到一块儿去了。路的尽头有个带院子的农庄,已经破旧不堪,窗户上到处都是碎掉的玻璃,地上也缺了好多块石板。玛尔提诺翻身下了摩托车支好,朝前门走去。

“嘿,皮埃尔,开门!”他推了几下闩住的门,然后又用拳头砸。门突然一下子开了。他收不住身子,一下扑倒在地。

一把瓦尔特手枪的枪口抵住了他的眉心。持枪的人大约四十岁,头戴贝雷帽,穿着灯芯绒外套和牛仔裤,像个法国农民,却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德语。“请站起来,玛尔提诺少校,然后慢慢地走进来。”

他跟在玛尔提诺后面,顺着走廊走进厨房。皮埃尔・杜瓦尔被绑在桌边的椅子上,嘴里塞着手绢,两眼狂怒,脸上涌起血色。

“把手摊开,贴着墙。”德国人说完,老练地搜了玛尔提诺的全身,从他身上摸出了MP-40冲锋枪和毛瑟手枪。

他走到墙上的老式电话机边上,拨了一个号码。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是施密特吗?他出现了。是的,玛尔提诺。”他点了点头,“好的。十五分钟。”

“你的朋友?”玛尔提诺问道。

“也不算。我是反间谍机关的,叫克莱默。电话那头的是盖世太保。那群猪我也很讨厌,这一点跟你们完全一样。但是大家毕竟都得工作,不是嘛。把头盔摘了、大衣脱了吧。放松些。”

玛尔提诺按他说的做了。屋外很快就黑了,屋子里也逐渐暗了下来。他放下头盔和大衣,只穿着党卫军制服站着。他注意到,桌子另一头的皮埃尔在疯狂地朝他使眼色,他把椅子往后仰,又抬起双脚。

“要喝点什么吗?”玛尔提诺问道。

“上帝啊,他们提醒过我,说你是个特别冷静的人。”克莱默钦羡地说。

皮埃尔的双脚狠狠踹向桌沿,把桌子蹬向德国人的后背。玛尔提诺用左手拨开枪口,身子贴了过去并提起膝盖。但克莱默架起大腿挡了下来,然后五指怒张,托向玛尔提诺的下巴,猛地推开他的头。玛尔提诺勾住克莱默的左腿向前一送,把德国人踢倒在地。他随即又扑了上去,一手攥住德国人的手腕不让他用枪,另一只手抡起拳头,朝克莱默的脖颈砸。就在这时,枪在两个人之间响了。

骨折的声音清晰可闻。德国人一动不动地躺着,虽然活着,却在有气无力地呻吟。玛尔提诺刚站起来便感到浑身发软,一阵晕眩。他拉出桌子抽屉,把里边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倒在地上,然后拣出一把面包刀。他走到皮埃尔身后,切开绑住他的绳子。法国老爷子一跃而起,拿出堵在嘴里的东西。

“老天爷啊,哈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

玛尔提诺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的党卫军外套已经浸满血。都是他自己的血。他看见衣服上有三个枪洞,其中一个的边缘上,火药粉末还在阴燃。

他瘫倒在椅子上。“没关系的。”

“你干掉他了吗,哈里?你干掉考夫曼了吗?”

“我干掉他了,皮埃尔。”玛尔提诺虚弱地说,“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七点钟,正好趁着天擦黑的时候,在弗勒里的那个老飞行俱乐部。”

玛尔提诺看了看表。“只有半个小时了。你也得一起走。现在你哪儿也去不了了。”

他站起来,蹒跚地朝门口走去。法国人用胳膊搀着他:“你这个样子,走不到那里的,哈里。”

“我还是得走,否则再过五分钟,盖世太保就到了。”玛尔提诺一边对他说,一边走了出去。

他踢下摩托车的停脚架,翻身跨了上去,然后蹬下引擎。他感觉很奇怪,一切好似都变成了慢镜头。皮埃尔坐上摩托车后座,双臂抱住他。车子开出院子,上了小路。

玛尔提诺刚从小道上了公路,就发现两辆黑色轿车从后方抄到他的左侧。其中一辆猛踩刹车朝他侧滑过去,差点把他逼到沟里。他把车头朝右侧扭去,猛拧车把,车轮急加速。这时,他听到了枪声。皮埃尔突然一声惨叫,松开了抱住他腰的手。法国老人往车后倒了下去。

玛尔提诺朝公路尽头的运河飞驰,到了河边却突然调转方向,驶上拖船用的小路。一辆盖世太保的车紧追不舍。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个船闸,这是一座很窄的步行桥,供行人来往运河两岸。他从这座桥上轻轻松松开了过去。轿车则在他身后刹住了车。车里的两个盖世太保跳出来,疯狂地朝他射击。但那个时候他已经跑远了。

他永远也想不起来之后自己是如何从郊区公路一路逃到弗勒里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后这段路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这块场地在战前是个飞行俱乐部,但如今荒废已久,早就无人问津。

他听见远处传来莱桑德式联络机的引擎声,于是骑着摩托来到机场,停下车等着,莱桑德式飞机从夜空中翩翩而来,做了一个完美的着陆,然后转过机身朝他滑行。他下了摩托,放倒车身,敏捷地俯下身子,然后重新站起,朝前打了个趔趄。飞行员打开舱门,探出身子朝他大叫:“看到你这身制服,我都没法确定呢。”

玛尔提诺爬进舱门。飞行员探手拉他上来,然后关好并锁住舱门。玛尔提诺突然咳嗽起来,嘴里、下巴上都是血。

飞行员说:“我的天哪,你都快被自己的血给呛死了。”

“四年了,我都这么活过来了。”玛尔提诺说。

飞行员这时注意到了其他问题:跑道末端旁的旧房子周围聚集了好几辆汽车。不过管他们是谁,反正来晚了。布里斯托尔英仙座发动机全速运转,发出庄严浩大的轰鸣声。威斯特兰航空公司的莱桑德式飞机即便遇到恶劣的地面条件,也可以满荷载起飞,助跑仅需两百四十码。而在那一夜的弗勒里,他们更是创造了两百码的记录,傲然飞掠跑道尽头的车子,爬升飞向漆黑的夜空。

“漂亮,”玛尔提诺说,“真不赖。”然后他就昏倒了。

“这么说来,他在多塞特是吧?”门罗问道,“他干什么呢?”

“我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卡特尔支吾道,“长官,他左肺中了两颗子弹,还有……”

“倒霉的事就别提啦,杰克。我在想其他问题。我那个关于想办法把他送到泽西岛上去的计划,你看了吧?有什么想法?”

“高明,长官。整个计划都简单可行,应付几天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们也就需要几天时间而已。那么,别的还有什么?”

“从您的前期计划来看,长官,您是要找个人陪他一起去。这个人必须能给他的身份充当佐证,还得了解那个岛和岛上的人,对吧?”

“没错。”

“不过,这里头还有个明显的漏洞。明面上讲,他们究竟去岛上干什么呢,这个您要怎么解释呢?那个地方已经被占领四年了,总不可能毫无理由就到岛上去吧?”

“的确如此。”门罗点头说,“不过,从你说话的口气我就听得出来,对这个问题你已经胸有成竹了。那就别藏着啦,杰克,你有什么主意了?”

“长官,我知道一个叫萨拉・安妮・德雷顿的女人,十九岁,泽西人。她在战前离开泽西岛去了马来亚,因为她父亲在那儿开了个橡胶种植园。显然,他是个鳏夫。新加坡沦陷之前一个月,他把女儿送回了家。”

“也就是说她从……从哪一年就没回泽西了?”门罗看着档案,“一九三八年。六年了。在她那个年纪,这个时间可不短啦。杰克,女大十八变啊。”

“没错,长官。”

“我可得提醒你,这个姑娘年轻着呢。”

“以前我们也用过这么年轻的人,长官。”

“倒是这么回事,不过用得很少,而且都是极端情况下。你从哪儿找到她的?”

“两年前,特别行动机构就注意到她,想要吸收她了。主要是因为她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带布列塔尼口音。她外祖母是布列塔尼人。当然,后来没招募她,就是因为她太年轻。”

“那她现在在哪儿?”

“在伦敦的克伦威尔医院做见习护士。”

“太棒了,杰克。”门罗站起身来从衣架上摘下外套,“我们去见见她。我相信她绝对是个坚定的爱国者。”

不列颠的领空里已不见德国空军的踪影,闪电战也早已过去——只有报纸头版的故事里会对此当真。一九四四年春天,伦敦再次遭到夜袭。容克88S轰炸机给伦敦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失。这个星期天也不例外。八点钟时,克伦威尔医院的急救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萨拉・德雷顿本来六点就应该下班的。她已经连续值班十四个小时,中间完全没有休息。可问题是,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都严重匮乏。因此,她又继续工作,帮助救治那些躺在走廊里的伤员,尽量不去顾及不远不近的地方传来的爆炸声以及消防车的警笛声。

她身材小巧、性格热情,护士帽下面拢着一头黑发。她的表情非常坚定,棕色的眸子,目光十分凝重。她的护士罩衣上已经到处都是血污,丝袜也破了。她跪在地上,帮着护士长一起安抚一位年轻的姑娘。这个姑娘被榴弹弹片击中,受伤严重、流血不止,而且被吓坏了。搬运工抵达后,她们站起身来,让搬运工用担架把这个姑娘送走。

萨拉说:“我还以为夜袭这种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了呢。”

“跟伤员说去吧,”护士长说,“光是三月份就有一千架次。好了,你快下班吧,德雷顿。再这么撑着,你肯定会因为过度疲劳而倒下的。快走,不许再跟我争了。”

她疲惫地沿着走廊走过去,注意到轰炸的声音似乎往河流的南部去了。有人正在清扫碎玻璃渣。她绕过这些碎渣朝前台走过去,准备登记换班。

夜勤接待员正跟两个男人说话,她说:“正好,走过来的这位就是德雷顿护士。”

杰克・卡特尔说:“德雷顿小姐,我是卡特尔上尉,这位是道格・门罗准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她的嗓音非常低,却很友善。

门罗立刻就对她来了兴趣。卡特尔对她说:“您还记得两年前您进行过一次面试吗?情报方面的?”

“是跟特别行动机构吗?”她看起来很惊讶,“不过我被拒掉了。”

“正是。那个……如果能耽误您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想跟您谈几句话。”卡特尔带她来到墙边的一条长凳前,他和门罗分别坐在她两边。“您是在泽西岛出生的对吧,德雷顿小姐?”

“没错。”

他拿出笔记本并打开。“您母亲的名字是玛格丽特・德维勒。我们对这个名字十分感兴趣。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一位海伦・德维勒女士?”

“我认识啊,她是我妈妈的一个表亲,不过我总是叫她海伦阿姨。她比我大多了。”

“那么,肖恩・加拉格尔呢?”

“将军?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啦。”她看起来大惑不解,“到底怎么回事啊?”

“放心,一切都好,德雷顿小姐。”门罗对她说,“您最后一次见到您阿姨或者加拉格尔将军,是什么时候?”

“一九三八年。那年我母亲去世了,我父亲在马来亚做事,所以我就投奔他去了。”

“是的,这点我们知道。”卡特尔说。

她皱起了眉头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头对门罗说:“行了,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其实非常简单,”道格・门罗说,“我想给你一份特别行动机构的工作。我想派你去一趟泽西。”

她诧异地盯着他看,可没过一会儿,她就开始止不住地大笑,简直都歇斯底里了。不管怎么说,这一天过得太长了。

“可是,准将,”她说,“我几乎都不认识您啊。”

“哈里・玛尔提诺,这是个奇怪的家伙。”门罗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呢。”

“照您给我讲的,我也没见过。”萨拉说。

他们乘坐一辆奥斯丁大轿车去鲁尔沃斯海滩。司机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隔墙。门罗和卡特尔挨着坐在后排,萨拉・德雷顿则坐在背靠驾驶席的位置上。她穿着一件粗花呢的小西装和一条百褶裙,脚上是褐色丝袜和一双半高跟的黑色布洛克鞋。她在外套里面穿了乳白色的丝缎衬衫,系一条细长款的黑色小领带。她看起来很诱人,脸颊泛着一丝潮红,眼睛一眨一眨地四下张望。她看起来特别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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