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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前 言 下一章:伦敦・一九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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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曾经认为,逝者的灵魂会在他们的坟茔萦绕不去。三月的清晨,乍暖还寒,天空一片阴霾,仿佛夜幕马上就要降临——这种时候,这样的说法就更教人容易相信了。

我站在花岗岩拱门下,朝墓园内张望。公告牌上写着“圣布瑞雷拉德教区教堂”,遍地都是墓碑和坟茔,随处可以见到矗在地上的花岗岩十字架。我注意到,远处有一尊带翼天使像。这时,天际忽然传来滚滚雷声,雨水扫过海湾。

我撑起旅馆看门人塞给我的雨伞,顶着雨走了过去。星期天在波士顿的时候,我还从不曾听说过与法国隔岸相望的英属海峡群岛或者泽西群岛。如今到了星期四,我竟已跨过半个地球踏上这里,来为三年来存在于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寻求答案。

教堂年代久远,是用花岗岩砌成的。我穿过墓碑群,朝教堂走过去,中途停下步子眺望港湾。潮水已经退去,金色的沙滩一览无余,蜿蜒伸向混凝土护堤,往远处看,则是我住的旅馆。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说话。回过头后,我看到两个戴着布帽、肩上扛着麻袋的人蹲在墓园远处墙边的柏树下面。他们站起身走开了,一边走还一边笑,像是被什么笑话逗得直乐。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铁锹。他们走到教堂后面便不见了踪影,于是我径直走向那堵墙。

墙边有个刚挖好的墓坑。尽管有树木为这个墓坑遮挡雨水,坑上还是盖着一块油布。我从来没这么兴奋过,似乎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我转身穿过碑群来到教堂门前,拉开大门走了进去。

本以为里头会是漆黑一片,可是灯竟然亮着,室内美轮美奂。教堂的拱顶十分少见,是花岗岩打造的,一根木梁都没有用到。我来到祭坛前站了一会儿,四处张望。一片悄然。门“咔嗒”开了又关上。有人进来了。

他有一头白发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身穿教士的黑色罩衫,胳膊上搭着一件雨衣。他的嗓音又干涩又苍老,还隐隐带有爱尔兰口音:“您有事吗?”

“您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吗?”

“噢,不是,”他和蔼地笑笑,“我早就退休了。我叫库伦——唐纳德・库伦教士。您是美国人吧?”

“没错。”我与他握了握手。他的手令人惊讶,竟十分有力。“我叫艾伦・斯泰西。”

“您第一次来泽西吧?”

“是的,”我说,“几天前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只听说过新泽西而已。”

他笑了。我们走到门前,他又说:“您这第一次造访,来得可真不是时候。泽西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让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啦,只不过三月份不是时候。”

“我也是没办法。”我说,“你们这里今天有人下葬——哈里・玛尔提诺。”

他刚要穿上雨衣,闻言一怔:“对呀。其实,主持仪式的就是我。下午两点钟下葬。您是亲属吗?”

“虽然有时候我这么希望,可惜不算。我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三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玛尔提诺的生平。”

“我明白了。”他拉开大门,我们走进了回廊。

“关于他,您知道得多吗?”我问道。

“除了他离奇地去世之外,就不知道什么了。”

“他的告别仪式更离奇,”我说道,“不管怎么说,教士,人死了四十年之后才下葬可不常见。”

圣布瑞雷德湾另一端的小平房离我所住的地平线旅馆很近。房子小小的,毫不起眼,但是客厅却出乎意料地又大又舒适,里边什么都有,满满两面书墙,落地窗外是露台和临湾小花园。海潮涌起,海风吹过时,水面泛起一片片白沫。雨水敲打着窗子。

房子的主人从厨房走过来,把茶盘放在壁炉边的小桌子上。“您不介意喝茶吧。”

“不介意。”

“我妻子是全家唯一喝咖啡的人,她三年前死了。我自己呢,可受不了那玩意儿。”

我在桌子另一头坐下。他为我斟上茶,把杯子移到我面前。我们两人之间保持着沉默。他端起杯子,细细啜饮,等着我开口。

“您这里真舒服。”我说。

“是啊,”他说,“我觉得很不错。当然了,就是有些孤独。斯泰西教授,人最大的弱点啊,就是都需要有个伴儿。”他又斟满了自己的杯子,“我小时候就在泽西住过三年,所以长大之后很喜欢这个地方。”

“确实很容易叫人喜欢,”我远眺海湾的方向,“很美。”

“很多假期时间里我都会回来。退休以前,我是温彻斯特大教堂的教士。我只有一个儿子,许多年前搬到澳大利亚去了,所以……”他耸耸肩,“泽西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么多年来我妻子一直拥有这所房子,这是她一个叔叔留给她的遗产。”

“这样应该是很方便。”

“是啊,尤其是这边还有住房法案的规定。”他放下杯子,掏出烟斗,从一个破旧的皮革烟草袋里拿出烟叶塞进去。“那么,”他随意地说,“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您和您这位玛尔提诺朋友呢?”

“您对他了解得多吗?”

“几天之前,我的好朋友德雷顿医生来看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说是遗体找到了,会从伦敦运过来,在这里下葬。”

“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一九四五年的一场空难。”

“确切地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战期间的英国皇家空军有一个单位叫敌机航空队。他们负责驾驶俘获的德国飞机,进行性能考评什么的。”

“原来如此。”

“哈里・玛尔提诺当时为经济作战部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他作为观察员乘坐阿拉多96的时候失踪了。这种飞机是德国的双座教练机,隶属敌机航空队。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架飞机是坠海了。”

“后来呢?”

“两周之前,飞机在埃塞克斯郡的一处挖掘现场被发现了。英国皇家空军重新获得了遗失的东西,那里的施工则停下来了。”

“玛尔提诺和驾驶员还在里面?”

“部分遗骸。出于某种原因,官方对这件事保持低调。上周我才接到消息,于是搭上最早一班飞机,周一早上就赶过来了。”

他点头道:“你说你一直在研究他的生平。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坦率地说,我可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民众也都没听说过,”我说,“不过,在三十年代的学术界里……”我耸耸肩,“伯特兰・罗素认为他是那个领域中最为睿智而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人物。”

“哪个领域?”

“道德哲学。”

“有趣的研究。”教士说。

“研究有趣的人。他在波士顿出生。父亲是搞运输的,虽然有钱,但并不是暴发户。他母亲虽然出生在纽约,不过双亲都是德国血统。她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年书,一九二五年回德国,成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外科学教授。”我站起身,踱向窗前,凝神端详着窗外,“玛尔提诺读的是哈佛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还是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三十八岁时,已经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道德哲学专业的‘克罗斯雷’教授。”

“真是令人赞叹的成就。”库伦说。

我转过头道:“不过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地方哪。他本来是个质疑一切,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彻底颠覆了的人,可是二战爆发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直到现在。”

“消失?”

“噢,他离开了牛津大学,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先后为国防部和经济作战部工作。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可惜的是,似乎他并没有同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下去。他没有再发表什么论文,写了好多年的书没完成,也扔在那儿不管了。我们找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之后,他连一个字都没写过。”

“确实够奇怪的。”

我坐回座位:“哈佛图书馆里有他所有的论文。真正激发我兴趣,让我研究这些东西的,其实是个人原因。”

“那是……?”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哈佛录取,但我并没直接去报到,而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服役一年。后来,因为左膝盖中弹回国,我便再也没去那里。玛尔提诺也同样如此。他在一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我要说,那时候他年龄并不够。他在弗兰德斯战场上是个步兵。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们都同样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经历完战争的酷狱,又堕入心智的低迷。’”库伦教士在壁炉上磕了磕烟斗,“谁说的记不得了。大概是个战争诗人或者别的什么人。”

“是上帝拯救了我。”我说,“越南战争让我的左腿这辈子永远毫无知觉,在心理医生手里又折腾了整整三年,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壁炉架上的钟敲响了十二点。库伦站起身走到橱柜前,从一个雕花玻璃的酒瓶里斟了两杯威士忌。他端着杯子走回来,递给我一杯:“战争的时候我在缅甸,那段日子也够呛的。”他呷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壁炉上,“那么,教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本来呢,神父都应该是不问世事的纯洁灵魂,”他用干涩而又清晰的嗓音说道,“当然了,这都是扯淡。我们的工作就是听人忏悔人类的痛苦和悲哀。教授,我领神父圣职已经三十二年了,对于人心,我了解得很,别人说话有所保留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拿过火柴凑到烟斗上,吐出一口烟,“就比如您,我的朋友,除非是我的判断大错特错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尸体穿着制服。”

他蹙起眉头:“可您不是说,他在经济作战部工作吗?”

“是德国空军的军装,”我说道,“他和飞行员都是。”

“您确定?”

“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员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托尼・比安科。他现在任职中央情报局,在我们的伦敦大使馆工作。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了解消息。当时,我在跟国防部方面交涉的时候碰到了些麻烦,关于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情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提供。”

“您的朋友于是帮您去查了,是吗?”

“结果发现了些新情况。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架阿拉多隶属于敌机航空队。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存疑。”

“怎么讲?”

“敌机航空队的飞机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标志,但是这一架呢,还是德国空军的徽记。”

“您是说,从官方渠道没法获知更多消息了是吗?”

“完全没办法。虽然这事看起来有点荒唐,可是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事情到现在还被标记为战争时期的机密。”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都过去四十年了啊?”

“不止呢,”我说,“去年我调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情。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发现,玛尔提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但是他的荣誉当中,只有这一枚勋章没有列出任何颁发原因。他干了什么才会获得这枚勋章,完全不得而知。”

“可那是军事勋章,而且等级还很高呢,玛尔提诺不是作战人员啊。”

“显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平民也是有资格的,不过这些事情真就跟三年前我在牛津调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对应上了。马克斯・库贝尔,那个核物理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了许多年教授,是玛尔提诺的朋友。”

“我确实听过这个名字,”库伦说,“德裔犹太人,成功跑出来,没被纳粹送进集中营,是吧?”

“他一九七三年死了,”我说,“不过我设法访问到了一位老人,他在牛津念书时,这位老人给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男仆。他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大举进攻、直接导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盖世太保跑到库贝尔在德国弗赖堡的家里逮捕了他。弗赖堡就在德法边境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负责押他去柏林。”

“然后呢?”

“老人家叫霍华德,他说,库贝尔许多年前提到过,那个党卫军军官就是玛尔提诺。”

“您相信他吗?”

“当时不相信。他都九十一岁那么大年纪了,但是您总得记住玛尔提诺的身份背景啊。很显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人。语言也好,家庭背景也罢,都不是问题。”

库伦点点头:“就是说,从最近的新发现来看,您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耸耸肩,“毫无头绪。就比方说玛尔提诺和泽西群岛吧,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而在他死后五个月,这座岛才从纳粹手里夺回来。”我一口吞掉剩下的威士忌,“玛尔提诺的亲戚都不在人世了,这一点我了解,因为他根本就没结过婚。那么,您提到的这位德雷顿医生,究竟又是何方神圣呢?有一点我能想到,这小子肯定跟国防部有什么联系,他们才会把尸体安排给他处置。”

“很有道理。”库伦教士又给我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除了一件事。”

“哪件?”

“这个德雷顿医生,”他说,“不是个小子——不是‘他’,而是‘她’。准确地讲,是萨拉・德雷顿医生。”他举杯致意,然后一口饮下了酒。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大雨瓢泼,库伦不得不抬高声调,他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浓了几分。他在法衣外面罩了一件深色袍子,其中一位殡葬人员站在他后面,为他撑伞。只有一个人来吊唁。萨拉・德雷顿站在墓坑的另一端,她的身后也有个殡葬人为她撑伞。

她看起来不是四十八就是五十岁,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已经六十了。她身形瘦小,修饰得体,穿着两件套的黑色正装,戴着一顶礼帽。她的头发很短,精心打理过,发色已是灰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她都算不上漂亮——嘴巴太大,颧骨太宽,眼睛又是褐色——然而她的面庞是那样出众,一看就是经历过极度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仍带有异乎寻常的沉静气质的人。若是擦肩而过,我定会回头瞥上她一眼,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完全不曾注意到我。我一直站在树荫下,尽管有伞,还是沾了一身的潮气。库伦主持完仪式,走到她身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她吻了他的面颊,转身走向教堂。殡葬人员陪在她后面。

她在坟墓边停留了一会儿,两个掘墓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几码开外。我走上前,攥起一把潮湿的泥土洒向棺椁。她仍然无动于衷。

“您是德雷顿医生吗?”我说道,“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叫艾伦・斯泰西。不知道是否方便跟您聊一聊呢?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记者。”

她的嗓音比我想象中的更低沉,说话冷静,而且语调调节得恰到好处。她没有看我,开口说道:“我很清楚您是谁,斯泰西教授。三年以来,我一直在静候您的到来。”她转过身来,微微一笑。突然,整个人看起来魅力十足,好似回到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得躲躲这雨,要不我们俩的身体可都吃不消。听起来像医嘱是吧,不过不收费。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路上。一起去喝点儿什么吧。”

她的寓所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她娴熟无比地高速开着车,穿过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就到了。房子坐落在大约一英亩精心照料的花园之中,山毛榉围在四周,从树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湾。这幢房子属于维多利亚风格。正面可以看到狭长的窗子和绿色的百叶窗,入口处还修了一座门廊。我们拾级而上。一位穿着黑呢外套的高个深色皮肤男子立即打开了门。他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脸上戴着金属框的眼镜。

“啊,维托,”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时,她说道,“这是斯泰西教授。”

“教授[2]。”他略略欠了欠身。

“我们一会儿要在图书室里喝咖啡。”她说,“咖啡我来煮就好了。”

“好的,伯爵夫人。”

他转过身停下,用意大利语对她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也用同一种语言流利地回应着。然后,他从正厅后面的门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好奇地说道。

“哦,别听维托说的。”她客气而坚定地打发了我的探询,“他一贯装腔作势。这边请。”

房间淡雅别致。黑白格瓷砖的地板,弧形楼梯,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海景画。她拉开桃花心木双扇门,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图书室。书架靠在四面墙上,落地窗外就是花园。亚当风格的壁炉里,明亮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房间里还有一架大钢琴,上面摆满了银色相框的照片。

“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她问道。

“好的。”

她走到橱柜旁,在酒架边忙碌着。“您怎么知道我的?”我问道,“是库伦教士说的吗?”

“自从您开始研究哈里的事,我就知道了。”她递过来一盏酒杯。

“谁告诉您的呢?”

“哦,我的朋友。”她说,“以前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

于是,我想到了托尼・比安科,我那位在大使馆的中情局联系人,顷刻间兴奋起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回答我那个关于国防部的问题。”

“我猜也是。”

“可他们还是把遗体交给了您。您肯定来头不小吧?”

“这么说倒也没错。”她从一个银匣子里掏出支烟点上,然后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跷起纤瘦的腿,“您听说过SOE吧,教授?”

“当然,”我说道,“就是特别行动机构。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九四〇年奉丘吉尔之命设立的,目的是配合欧洲的抵抗力量和地下运动。”

“‘点燃欧洲的火花。’这是老人家命令的原话,”萨拉把烟灰掸在壁炉里,“我就效力于特别行动机构。”

我震惊了,“可您当时还是个孩子啊。”

“十九岁,”她说,“一九四四年。”

“那玛尔提诺呢?”

“您看钢琴上,”她说,“最靠边的那幅银色相框。”

我走到钢琴边捧起照片,她的面庞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奇怪,她似乎毫无变化,除了一点——那时候她是金色的卷发。她戴着一顶小小的黑帽子,身着战争时代的那种大垫肩、细腰身的大衣。她还穿着丝袜和高跟鞋,挎着黑色漆皮小包。

站在她旁边的男人中等个子,呢子制服的外面套着皮质军用风衣,两只手插在深深的口袋里,一顶松垮垮的帽子把他的大半个面孔都埋在了阴影里。他嘴角咬着一支香烟,眼睛颜色很深,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脸上的浅笑带着一种坚决无情的魅力。看起来,他是个危险至极的人物。

萨拉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看不出来是牛津大学教道德哲学的‘克罗斯雷’教授,是吧?”

“在哪儿拍的?”我问道。

“就在泽西,离这儿不远。一九四四年五月,是十号吧,我记得是十号。”

“我来泽西时间也不短了,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当时是被德国人占据的。”我说。

“一点儿没错。”

“那玛尔提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跟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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